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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莆京娱乐app公职人员群发索要红包为啥“不一样”

2020年4月20日 - 招考信息

澳门新莆京娱乐app,近日,四川凉山州普格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花山监管所工作人员肖绍彪(男,非党员)以儿子满周岁为名,利用微信,向微信好友索要红包。普格县纪委监察局成立调查组,认定问题基本属实,目前已对其立案审查。8月14日上午,肖绍彪已陆续将红包退还回去,在退还红包时的留言中他称要红包是因为“思想认识不高”“一时疏忽”。

近日,四川省普格县食药监局花山监管所干部肖绍彪,以儿子过生日为名民微信群发索要红包一事,引发关注。县纪委监察局调查,肖绍彪共收到微信红包99个,总金额5331.67元,他也因此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微信群发索要红包,很多人都遇到过。为什么一般人这样做没啥问题,肖绍彪却被公开曝光、受到处分?因为身份不同。不论是生日、节日还是其他理由,一般人讨要红包顶多让人觉得“讨嫌”,置之不理就罢了。可公职人员这么做就有违纪之嫌,让人很自然地将其与以权谋私、“腐败”联系在一起,非要围观、较真不可。这反映了权力受到更严格制衡的一面。
以往,行使权力的公职人员往往是以非常光鲜的面貌出现的。在公众面前,他们“有权力”“有地位”,乃至“有特权”。尤其是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时代,一些行使权力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往往能办成一般人办不成的事,在与民众打交道的过程中占有强势地位。而在监督机制相对健全的时代,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有了更明晰的边界。它一旦把头、爪子或者尾巴露出笼外,民众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就会以监督的形式进行敲打。
事情就是这样耐人寻味。过去有一些事情一般人不能做,公职人员可以做;现在则逆转过来了。参与经商、在外兼职,一般人能做,公职人员不能做;出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般人能做,公职人员不能做;操办酒席超过一定规模,一般人能做,公职人员不能做;微信讨要红包,一般人能做,公职人员不能做,哪怕不是索贿、不是以权谋私也不行……身份不同,行为标准也就不一样。公职人员不论是在行为规范,还是在道德操守上,标准都比一般人高,这就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鲜明特点。
这样说似乎有点“苛刻”,实则恰如其分。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为“官”必须有“官德”。在古代,官员是社会道德的示范,具有教化黎民的职责。在发达国家,公务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严格接受监督,丝毫不检点就可能成为丑闻,被赶下台去。公众对公职人员进行更严格监督、提出更高要求,是权力健康运行的保证。这不是说公职人员就只能缩手缩脚,相反,他们需要在法纪和制度允许的框架内,更多地谋划长远发展、解决现实问题、引领社会进步,这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唯独他们能做到。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特权”才是他们“职业价值感”的源泉。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即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权力则更甚,权力生而不自由,必须适应更严苛的枷锁。权力的行使者,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又必须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官德,比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严于律己、慎独慎微等,向“完人”看齐。

最近,有两则地方领导干部因索要微信红包引发争议的新闻:一是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科员邢艳军过生日时,在自己组建的公务员培训群中向群成员索要红包,并喊话“没有祝福语的请抓紧退群”,山西省日前已对其作出严肃处理;二是四川凉山州普格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花山监管所工作人员肖绍彪,以儿子满周岁为名,利用微信向好友索要红包,已被县纪委监察局调查。
在一些基层干部看来,利用微信发红包或索要红包,不过是时兴的一种交往方式,并非什么大事。然而,早在2014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的黄树贤就已明确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
如何判定公职人员收受红包是否涉嫌受贿?有专家指出,受贿是法律概念,需要考虑其构成要件,能否认定为受贿或索贿需要看具体情节——第一要看金额大小,第二要看有没有利用职权谋私,这两个条件不能缺少。不过,首先要明确的是,从已经曝光的案例看,不管是否被认定为受贿或索贿,从邢艳军到肖绍彪,他们公然索要微信红包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公务人员形象,应受到严肃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在专家看来,微信红包属于一种送礼或收礼金的行为,本质上与现实中的红包并无区别,因此在惩处上同样适用现行相关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等公职人员要意识到,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圈中,一举一动都应该对标现实中的规矩,决不能因为微信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就降低标准和要求。
不过,正像我们看到的,借助微信进行的腐败,易调查但难发现。原因很简单,不管是微信红包还是其他电子红包,只有行贿受贿的双方“你知我知”,这样的腐败比一般腐败的隐蔽性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收受双方之间撕破脸或者被举报,否则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都很难介入。正因如此,北京大学廉政教育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的说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对于监管来说,重点不在于收和送本身,而在于前置性的条件。”
所谓“前置性”就是要把关口前移,让领导干部意识到通过微信索要、收受红包本身是一种违纪的行为,触犯了纪律红线。把关口前移到领导干部视线内,争取让他们能够自觉树立起拒绝红包的理念,这才是监管的要点。
远离腐败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所有的公职人员都要认识到,索要、收受微信和支付宝红包已经构成违纪。此类“微腐败”,一旦要件具备,便会被认定为涉嫌受贿。如果公职人员都能主动拒绝红包,暗藏在微信、支付宝红包中的“微腐败”才能被有效遏制。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微信好友中的大部分只是交往圈子里“认识”的人,有些甚至只是有过一面之缘,彼此之间的交往通常并不深,更不会好到可以互相发红包的程度。至于主动讨要红包,那就更是非关系亲近到一定程度绝对不敢做的了,毕竟“人要脸树要皮”,向一个不熟的人主动讨要红包,对一般人来讲跟向人乞讨一样开不了口。

这位食药监局监管所的工作人员则不然,他不仅张得开口,也伸得出手,不仅向熟人讨要,也向不熟的人讨要,认识不认识的,只要在自己的微信好友里就一律索要。对此,这位公职人员的辩解是自己“思想认识不高”“一时疏忽”,其实,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多高的思想认识,因为,仅仅从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考虑,这口就不能开,这手就不能伸,否则很容易让别人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进而导致社会评价降低,最后搞得“没朋友”。

不过,既然敢于公开讨红包,就说明他有这个自信,自信讨红包的行为不会把自己搞得“没朋友”。那么,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种自信呢?这背后,恐怕还是权力意识在作怪。

在一个监管部门工作,每天都与被监管对象打交道,微信好友里肯定少不了这些人。“监管”着自己的人开口要红包,“被监管”的人自然不好意思不响应,也不敢不响应,否则以后打交道会不会被“穿小鞋”或故意刁难可不好说。10多个小时收了4000多块钱,里边有多少是被监管对象给的,需要好好查一查。

讨红包的信息是群发给微信好友的,只有微信好友可见,如今却被举报到了监察部门那里,是不是被监管对象举报的,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说明,无论手里有多大的权力,只要你违纪违法了,就一定有被举报被查处的危险,如果自己还不懂得检点、收敛,最后往往会死得很难看。

有些手握权力的人,无论权力大小,身边都会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里有真朋友,也有贪恋或惧怕他的权力的“朋友”。权力有时候会给人造成某种错觉,以为所有的“朋友”都是真朋友,都是可以伸手要钱的过命交情。殊不知,当你选择做个好人时,别人才会真的把你当作好友,当你选择做个坏人、做个违纪违法的人时,别人也只是像你利用他们一样在利用你。

这位公职人员太高看了自己的影响力,现实中,像他一样不知高低深浅的人并不罕见,只是,当你被好友拉黑尤其是被纪检监察部门“拉黑”时,不知道是不是会哭?

文/张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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